进退维谷：英格兰和威尔士、新加坡和香港的子女搬迁方案

与永久搬迁裁决相关的命令几乎总会附带父母和孩子直接接触的全面安排，包括在每个司法管辖区延长的假期，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如 Skype、WhatsApp、Facetime）和电话进行宽松的远程交流。

法院也会依据孩子的年龄和心智成熟度来考虑孩子自身的愿望和感受，但这不起决定作用。在每个司法管辖区，这一过程都可能涉及该国的相关社会福利部门的介入，作为该法律程序的一部分，相关人员将与孩子谈心并记录他们的意见。

这三个司法管辖区都签署了海牙《国际性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当父母一方错误地将孩子带离或滞留在另一个国家时，该公约就会发挥作用），并且也与他国签署了各种交互强制执行法，用以承认和强制执行许多其他国家的外国法院命令。

某些基本差异

一旦启动诉讼程序，法院将对所有儿童拥有管辖权：在新加坡，这意味着该管辖权将持续到他们年满21岁，而在香港，年龄限制则为18岁。

在香港，如果正在进行婚姻诉讼，无论父母双方是否达成一致，申请人都必须征得法院许可才能将子女永久带离所在的司法管辖区。

在英国，如果父母双方达成一致，搬迁则无需法院许可。但是，未经适当的同意将16岁以下儿童带离英国（即使是父母所为）也属于违法行为（参考《1984年诱拐儿童法》）。 适当的同意必须由儿童的母亲和父亲（如果他有子女抚养责任）以及监护人或儿童安排令（英文简称CAO）中指定的儿童将与之共同生活的任何人作出，或获得法院许可。但是，在儿童安排令中被指定与儿童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可以在未经另一方许可的情况下将儿童带离英国，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关于搬迁申请，该法律术语本身与其法律地位存在一些差异。在新加坡，只有与孩子生活在一起并拥有“照顾和控制权”的父母才能与孩子一起搬迁。因此，没有照顾和控制权的父母一方首先需要寻求照顾和控制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父母任何一方只要有子女抚养责任，就可以提出搬迁申请。

各司法管辖区法院的做法：更顾全大局的做法？

英格兰和威尔士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法院在裁决跨国搬迁案件时会使用福利检查清单。上诉法院在 Re F (A Child) (International Relocation Case) 2015 EWCA Civ 882 一案中给出的指引具有权威性：唯一真确的原则是儿童福利至上。在进行权衡工作时，法院不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假设或先入为主的观念上，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更广泛的福利考虑因素、儿童的最佳利益以及父母双方的建议上，然后再确定哪种方案能最好地满足儿童的需求——留在原居住国，还是远离父母一方移居国外。《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的权利（家庭和私人生活的权利）与此相关，比例性问题也会产生影响。法院还必须考虑子女与父母双方保持个人关系和定期直接接触的权利。

Re F案及随后的上诉法院判决已经说明，仅仅关注Payne v Payne案的旧判决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还需要进行更广泛的法律分析。这是因为将子女迁移到海外司法管辖区这样重大的举措涉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种根本性的干预。因此，这就要求法院仔细审查父母双方的计划，根据每个孩子的年龄、成长阶段和需求性质，确定什么才是对每个孩子最好的。

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之一仍然是K v K (Relocation: Shared Care Arrangement)案，该案指出，法院必须以儿童为中心，对父母双方的建议及其对儿童的影响进行比例均衡的全面和整体评估，并将其作为案件的核心。将案件简单地归类为谁是“主要抚养义务人”或“共同抚养义务人”进行处理是无益的，必须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处理。

香港

香港上诉法院在H v W (Child removal) [2021] HKFLR 2754 一案中再次确认，儿童的最佳利益仍是首要考虑因素，尽管Payne一案的指引对于法庭在考虑儿童福祉时仍有帮助，但并不存在有利于主要抚养义务人的推定。

该案涉及一名五岁的儿童从香港移居新加坡，上诉法院基于若干理由推翻了将该儿童搬迁的命令。这些理由包括：母亲提出的孩子上学和住宿计划不可行，母亲过于强调她们的经济状况，以及主审法官没有充分考虑与该家庭合作多年的一名社会福利官员的建议而受到批评。这其实并不只是一个申请人搬“家”的简单案件，尽管在香港要求搬家的一方搬家申请成功的机率仍然较大，本案更多是基于孩子对“家”的熟悉程度以及在“家”可以找到支持的考虑，而不是单纯为了迁就搬家父母的偏好。

新加坡

最近，在UYK v UYJ案（5）中，Debbie Ong 法官认为“不存在支持或反对搬迁的推定”，法院在处理搬迁申请中会考虑的因素包括“孩子的年龄、孩子对父母双方的依恋程度、孩子在目前居住国是否幸福以及孩子在该特定人生阶段的成长需求”。